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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天，户口问题突然被放置在李云涵眼前。她去查资料，问身边人，判断户口的作用。买房、本地医保、未来孩子的教育……但后来，她发现在家人眼里，户口还有更深一层意味。

最重要的是，她眼下就有在一线城市——上海落户的机会。在此之前，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

幸运儿

在大多数人眼里，落户上海无疑是一种幸运。

9月下旬的一天，冯煦的高中同学给他发来一则有关上海落户新政的推送。高中同学带着羡慕的语气，“你能在上海落户了！”他第一反应是“一定是标题党”。

冯煦来自江苏，今年6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。原本，他会在秋天去美国留学，但疫情打乱了计划，决定延迟一年入学。8月，他接下同济大学提供的offer，担任课程助教，签下了一年的劳动合同。当时，他根本没想过在上海落户——在过去，对于上海任何一所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而言，落户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。

2017年本科毕业的程峰就没能如愿落户。

准备毕业后直接就业的程峰，仔细研究了落户细则，把能考的证、能拿的分都拿了。临近毕业，他还需拿下“上海市优秀毕业生”——这个只有前5%的学生才能获得的荣誉，可以加3分，几乎是本科生想要落户的必要条件。但他没能成功评上。

获评这项荣誉但打算继续读研的朋友把名额让给了程峰，帮他加分。可惜的是，最后程峰依然没能如愿——由于他的就业单位不属于重点企业，他离一纸上海户口，仍缺了1分。

程峰的故事如果放到今年，结局会变得不一样。冯煦最初觉得是标题党的文章，被越来越多人转发。他找学校老师打听，“发现真有这么一回事”。

在2020年申请本市户籍的评分办法中，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毕业生，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——这意味着，复旦、上海交大、同济、华东师大四所学校的本科生，只要满足基本申报条件，便可绕开重重积分，实现落户。

很快，在父亲的催促下，冯煦用了一周左右时间——他也惊讶于自己准备这件事的效率，准备好了材料，提交给学校人事处。他将进入第二批落户人员的审批流程，不出意外，会在明年初成功成为一名“上海人”。

事实上，像冯煦这样能在今年获得机会的本科生并非多数。同济和复旦的2019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，两所学校分别有六成和七成的本科生选择深造，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的人是“少数派”。因此，新政影响最大的另一个群体是，42所世界一流大学中非重点学科的应届硕士毕业生。新的评分办法规定，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”，没有要求“重点学科”。

而另一所沪上名校——上海财经大学，因为此前未入选双一流高校，一部分学生与落户资格失之交臂。那一天，上财学生阿金的朋友圈里，充满了一种沸腾的、不满的情绪——大家转发着那条推送，说着“原来是我不配”“财大不配”“打扰了”。

上海户口意味着什么？

一份更曲折离奇的幸运降临在复旦毕业生瞿军身上。

2019年，大四的瞿军修读了迟迟不敢面对的高数课程。他不擅长数学，考试前他给老师发了很多封邮件，央求老师给他一个及格分，让他顺利毕业。然而博取同情的方法没有奏效，他的期末考还是挂科了——这也意味着他要延迟一年毕业。

2020年7月毕业后，他进入一家小型影视工作室工作。9月23日发布的新政，突然给他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缝隙——作为复旦毕业的本科生，他有了落户机会。但他也发现，基本落户条件中有一条“签约公司的注册资金必须要在100万以上”，而他所在的工作室注册资金仅50万。幸运的是，他的老板为了让他顺利落户，决定更改公司注册资金，从50万提到了150万。

没想到，因为考试挂科延毕，竟然可能换回一个上海户口。他转发了那条推送，很多正常毕业的同班同学在那条朋友圈下“怨声载道”。老板和瞿军打趣，“你应该请你的高数老师和我吃饭”。

瞿军茫然地接受着命运的“馈赠”。此前，他并不是没考虑过户口，但希望工作几年后出国读研，回来再通过海归身份落户。这一切加速到来了。

户口意味着什么？对瞿军而言，重要的是，意味着一种身份。他的女朋友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，虽然他没见过女友父母，但他始终觉得“不是上海人”这一点，总会成为未来“老丈人”的顾虑。他希望和女友长期发展，如今有机会落户，他要紧紧抓住，趁早打消“未来的潜在顾虑”。

而对已经在外地找到工作的人来说，这个政策意味着“纠结与挣扎”。瞿军的同届校友李云涵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。看到政策后，她在10分钟内给上海市教委打了7个电话，才终于拨通。她询问，自己已经交了3个月北京社保，还能否享受应届生落户政策。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诉她，只要在今年结束前在上海找到工作，就能落户。

那一天，户口问题突然被放置在李云涵眼前。她去查资料，问身边人，判断户口的作用。买房、本地医保、未来孩子的教育……但后来，她发现在家人眼里，户口还有更深一层意味。

大姨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她的儿子，也就是李云涵的表哥。表哥放弃深圳的互联网工作，在上海落户、安家。大姨常常和李云涵分享表哥的“路径”：选择工作地址上海，安家落户上海，夫妻两人必须在一起，其他都可以放弃。说完，她发来一张孙子的身份证照——住址前两个字就是“上海”，“这就是他们选择的受益人”。

妈妈、大姨、表哥，轮番上阵劝她。每一句话都是经典：

“上海户口对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和因跳槽影响简历的小事比，是不可比的。”

“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每时每刻我们都面临取舍、决策，需要勇气、智慧、底线思维。”

李云涵妥协了——有家人施加的压力，也有现实的打击。11月初，父亲因抑郁症住院，她回到老家。在北京连续领了3个月5000多元工资的她，第一次产生了想要稳定的感觉——毕业于名校，没有高薪收入，总要得到点应得的好处吧。大姨又告诉她，她妈妈甚至想给一个声称能搞定上海落户的律师30万元，家里人劝她小心被骗，她反倒和大家闹得不愉快。李云涵突然有些心疼妈妈，终于决心打算辞职，找一份上海的工作，赶在12月31日前提交材料。

“去上海落户，至少对我没坏处。”李云涵说，“毕竟我在北京一无所有。”

城市的美好

上海确实有吸引李云涵的地方。生活便捷，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
求学期间，她生活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城市副中心：五角场。这是1999年版上海城市规划中的4个城市副中心之一。“城市副中心”分散在城市各区域，是上海城市规划的一个特色。

这也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人们能够拥有更便捷的生活。李云涵特别强调了这一点，在复旦、同济毗邻的五角场商圈，她能吃到任何想吃的餐厅，有许多家电影院的场次可供选择，还能找到桌游店、KTV等各种娱乐场所——所有的生活需求几乎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。

今年复旦硕士毕业的沈露来自吉林长春。2014年，她和家人第一次来到五角场环岛。那是她第一次看到这样“连成一片”的地下商城，五条大道在此交汇，头顶的彩蛋极具未来感，而底下的商城就像一个金光闪闪的地下世界。她忘不了奶奶当时脸上的表情，是一种“无法形容的震撼”。

后来6年，她无数次经过五角场。和室友品尝了很多本帮菜，爱上了一点点奶茶，也开始沉迷观赏音乐剧。与之相对比，今年10月21日，长春的第一家一点点才刚刚开业。

对这些习惯在上海生活的人而言，“便利”已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寸肌理。随处可见的便利店便是例证——只要在街上走着，如果饿了或渴了，你很快就能找到一家便利店补充能量。近来唯一令人不满意的地方，或许在于上海消失了很多书报亭。

两年前在上海落户的陈小小，对上海包容程度的观察源于疫情时期。上海从未对任何地区发布过歧视性准入政策，而虹桥枢纽的防疫人员，总是在大声告知旅客“这里承认全国各地健康码”，请旅客快速通过。前几天，陈小小看到朋友分享了一张虹桥机场的照片，出入口立着块绿牌子：“请打开手机出示健康码，全国各地健康码均认可。”那个朋友说：“这就是上海的大气。”

在复旦读研的江阳喜欢同性。他迫切地想要户口，并非和很多人一样“为了孩子”，落户上海的意义更在于“独立的象征”，不再依附父母。而且，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城市，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会很更友好，相比老家东北，这里有更多的性少数社群活动，有更开放的文化环境。他身边也有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取向，但没有受到任何歧视。他喜欢这种“包容”的感觉。

除了“便捷”与“包容”，沈露还提到了上海的“秩序感”。她去过上海的一些医院，在她印象里，大家都会严格遵守屏幕上的叫号，很少有人插队。她始终觉得，这些日常生活的秩序虽然细微，但关乎一个城市的文明与发展潜力。

一份满意的工作？

大部分时候，上海强大的金融行业、先进制造业、零售消费业，能为毕业生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。但涉及另一些行业，一些毕业生也必须面对是否留在上海的选择题——尤其是对这次落户新政所要吸引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而言。

在多位上海毕业生的叙述里，在上海找到一份满意的互联网工作并不容易。上海一直被人们诟病错失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机遇。在接连错过BAT（百度、阿里、腾讯）和TMD（头条、美团、滴滴）后，拼多多、美团、b站、小红书等新晋互联网独角兽逐渐在上海发展起来。可事实上，相比北京、深圳、杭州这些被认为具有强互联网基因的城市，上海能提供的选择，仍然有限。

秋招前期，江阳锁定了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岗位。但除了拼多多、b站、美团这样总部在上海的公司，其他大厂在上海的合适岗位少之又少，如果不是实力最强劲，很难找到满意的。无奈之下，他把意向岗位转移到竞争稍弱的产品运营，随后又放弃了互联网，选择了地产和快消领域。

跟上海的产业基因紧密相关，留下来就业的年轻人，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的是咨询、券商、投行等商业类的工作。而近年来不断创造风口和财富自由的机会，多发生在互联网行业。这对很多想实现阶层跃升的年轻人来说，是很大的缺失。

上海也在试图扭转局势，等待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十年。阿里三总部三中心落户上海，三总部中的支付宝、阿里本地生活和盒马均是超级独角兽级别企业；拼多多的市值也重返千亿美金大关。

人们大多把落户新政理解为吸引高端人才的策略，以及这座特大城市正在重新规划产业的发展与智力资本的流动。

早在上海加入这样的“抢人大战”之前，众多二线城市早已开始了人才争夺战。上海附近的南京、杭州等城市在2019年大幅度放松落户门槛。而在上海之后，广州也出手抢人。

多年从事房地产研究的严跃进告诉我，落户政策吸引的人才往往是后续潜在购房群体，客观上会增加更多购房需求。但即便没有落户政策，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也表现出了升温和反弹的趋势——落户的新政，主要还是在回应人才的流失，但这个时候也可能有各类地产中介借此炒作房价。

“第一步”

陈小小没有离开上海是有理由的。她高中跟随母亲到上海生活12年，在复旦度过7年。她几乎所有的好友，都生活在上海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希望尽快在上海买房，房子意味着“安定的生活”。

从2年前硕士毕业落户的那一刻起，陈小小就知道，“落户只是第一步”。在她的叙述里，落户后，只有买了保险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按部就班地完成这几个步骤后，内心的焦虑感才会降低。

“买房要趁早”是她身边人的共识。她半年前看中的520万的房子，已经涨了60万，而她的薪水却丝毫未涨。她最好的朋友花了300多万买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房子，“只是为了抢时间”，准备过段时间再置换更大的房子。

即便凭借母亲的帮助买下她看中的那套600万的房子，她需要背负18000元房贷月供，而她的月薪只有1万余元。如果再去北京工作，还得负担较高的房租，压力太大。

有人比陈小小思考得更为长远。

比如同济大学的冯煦。他从江苏这个高考大省来，高中每天过的是应试、刷题的生活。江苏考题的难度，也一直众所周知。他不想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接受这样的“摧残”。前不久，他在微博上刷到，击剑、射箭竟然是上海一所学校学生的必修课，慨叹许久。

他想起本科期间那些上海同学，说得一口好英语，有更宽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经历。——如果可以，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素质教育。

不过，年轻的冯煦似乎还没有明白这个城市残酷的一面。上海的教育资源虽然丰富，但如果“想给孩子最好的”，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。教育资源并不平均，地区之间以及民公办学校之间教学质量的差距相互叠加。

在公民同招的政策背景下，很多家长要购买高价的学区房，为孩子准备好一个稀缺的优质公办校学位。学区房升温也是推动上海近期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。

即将回上海落户的李云涵，也在和长辈一次次的沟通中，感受到两代人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关于落户，她始终在乎的是它对自己的意义——一种安定感，能有自己风雨不动的居所，睡自己的床；而家人想到的总是“培养一个完美的后代”。

找工作、落户、买房、生孩子，人生前二十年的所有的努力，似乎都只是为了下一代，“这让人感到窒息”。

只有在一层一层地去推演未来生活时，这些幸运的年轻人才会发现，落户在上海，或许不全是幸运，他们还需要勇气和财力去支撑生活的整个链条。一旦被这个城市“选中”，但因为负担不起生活成本而离开，则显得更加遗憾。

沈露预见过所有这些挑战——高昂的房价，不一定稳定的工作，尚不确定的伴侣，未来孩子的教育。去年，她曾接到一家国企长春分公司的面试通知。面试前几天，她犹豫了——一旦面试成功，她一切有关征服魔都的野心都可能瓦解，最终选择回到安逸的家乡。

她有过一瞬的动摇，回到家乡，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每晚去公园散步，感受这种亲情和生活气息。但是转念，她又想到了那些在长春看不到的音乐剧、吃不到的餐厅，上海的秩序与便捷，以及更多可能性的生活。她觉得还是不能给自己留下后路，很快放弃了那场面试，回到上海。

10月，她已经得到第一批落户批复，完成在上海落户这“第一步”。

幸运之外，还有很多人无法迈出这所谓的“第一步”。由于“房地产经济学”专业并非重点学科，今年从上财毕业的阿明无法获得相应加分，也因此无法顺利落户。

作为江苏人的他，最终接受了中部城市的一家国企offer，打算离开这个离家不远的大都市，去过预期中的轻松和稳定的生活。

如果有户口，他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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